（1）斗草蹴鞠。寒食、清明时节，正值春光明媚、百花开放之际，人们到郊外野游踏青，一方面拜扫祖墓寄托哀思；另一方面拥抱大自然，进行愉悦的游戏。据《梦华录》记载“，士庶阗塞，诸门纸马铺，皆于当街用纸跡叠成楼阁之状，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树下，或园囿之间，罗列杯盘，互相劝酬。都城之歌儿，遍满园亭，抵暮而归。”主要游戏是打球和荡秋千，既可以健身又可与朋友联络感情。此外，寒食三日，由于食物多是冷的不利于消化，这种运动量较大的打球也可以促进肠胃功能。王维的《韩式城冬即事》中的“蹴踘屡过飞鸟上，秋千竟出垂杨里”生动形象的传达了寒食游戏娱乐的风俗。还有的人喜欢清明放风筝、拔河、角力、射箭等娱乐活动，妇女儿童也插花戴柳，以示吉祥。

　　（2）曲水流觞。中国诗歌以韵文和对仗为主。春秋《诗经》是最早，其后历代各有成就。例如，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歌会诗会近年又兴起。中国诗文虽以个人创作为主，但名作往往出于各类园林活动中，如游戏宴乐、接风洗尘、离别相送、狩猎出游。曲水流觞就是源于宗教的诗歌活动。大约在周代，人们在三月上巳日到水边洗涤污垢以驱不祥，称为修楔。到了汉代，上巳节（晋确定为三月三日）在广大人民中流行起来。洗濯之后，文人们列集于曲水旁，倒洒于觞，任杯于流，杯到前须完成规定诗作，否则罚饮杯中酒。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谢安召集41名诗人于浙江绍兴兰亭借修楔举行诗会，完后由王羲之作序书写，名为《兰亭序》。因序中有“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楔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湍急，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后人便把这种活动称为曲水流觞或曲水宴。杜甫《丽人行》诗中有“：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只是唐代长安上巳节是去曲江池，池引浐水，明洁灵动，而不是去河边。园林是曲水活动的载体，表现为流杯渠和流杯亭。北宋坡与四川涪州太守黄山谷在涪翁亭举行曲水宴。从江中引入的园中曲水称为“蜀曲水”。园中有曲水或流杯亭的还有：南越王宫苑曲水、上海青浦曲水园、扬州西园曲水、宋河南登封嵩山南麓的泛觞亭、清乾隆宁寿宫的禊赏亭、北京潭柘寺的泛觞亭的流杯亭以及静宜园虚朗斋前的曲水等。

　　（1）饮食民俗。饮食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饮食不仅能满足人的生理需要，也因为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的精神层面的需求。饮食民俗就是饮食文化的形象化表现。茶俗作为饮食民俗的一种，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积淀，也是人们心态的折射，它以茶事活动为中心贯穿于人们的生活中，并且在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演变，成为人们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内容丰富，各呈风采。下面列举一些典型的茶事活动。1）客来敬茶。白居易《曲生访宿》称“：林家何所有，茶果迎来客。”在古代中国最普遍的茶俗便是“一杯香茗暂留客”，表达对客人的问候和敬意，同时体现了中国人的好客美德和传统礼节。一般情景是客人来到主人家中或园中，寒暄问候，邀请入座，主人（或随从）立即洗涤壶盏，升火烹茶，冲沏茶水，敬上一杯香茶。主人讲究“端、斟、请”；客人则留意“接、饮、端”的举动。2）茶会或茶集。唐朝以茶为礼，以茶相馈盛极一时相关，在社会上兴起的饮茶风尚中，茶会是其中最值得称道的一种“。茶会”（即今之茶话会）一词，最早就见之于唐诗。周贺有诗云“：树倚池岛鹤，茶会石桥僧。”由此不难看出，诗中所记的茶会、茶宴或茶集，差不多都与寺庙僧人有关。现在的茶会是因不同目的而自由划分的。例如，节日茶会、纪念茶会、研讨茶会、品赏茶会、艺术茶会、联谊茶会、交流茶会等等。3）茶贩和茶博士。晋代《广陵耆老传》云“：有老妪每旦独提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竞买，自旦至夕，其茗不减。”茗指的是茶水，老妪是最早的茶水小贩形象。后来虽发展有茶棚、茶馆、茶楼，茶楼里负责煎茶、煮茶、沏茶、泡茶的师傅被称为“茶博士”“。茶贩”则一直穿梭于街头巷尾，像是一幅特色民俗画。对此有诗为证：“银针碧螺漫自夸，玉壶沏煮胜紫砂。夏至日长行人少，E星体育官网担歇柳荫闲斗茶。”4）斗茶。斗茶又称茗战、点茶或点试，是审评茶叶品质优次的主要茶事活动，盛于两宋。斗茶时，先把饼茶击碎在小块，再碾成细末，放入烫好的茶盏，再注入沸水调制成茶膏，然后用特制的茶，边转动茶盏，边搅动茶汤，使中泛起汤花，以比较茶汤的色、香、味。最后再品尝汤花，俱佳者获胜。斗茶比的是茶叶的质量，斗茶虽曰“斗”，不过是清茶数盏，文静雅观，还可以通过斗茶切磋采制技术，交流品茶艺术。5）花食。我国的花食民俗历史悠久，在远古时代，先民们在探索可以食用的物质时，就尝到了花的美味。于是，人们在园林中赏花的同时，花也成了一种食物资源。食谱、菜谱上的美味，有些是来自群芳谱。花食在人们的食物结构中，从古至今都占有一席之地，它与面食、肉食几乎是同样重要的。例如，云南少数民族吸食杜鹃花蜜或用花瓣煮汤吃，或晒干盐渍备用《。诗经》中就有记载吃木槿花的民俗，福建汀州人食用木槿花制成的“面花”，徽州山区的居民用木槿花煮豆腐吃。

　　（2）民间文艺学。民间口头文学是民众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口头文学包括散文的口头叙事文学，像是神话、传说和各种民间故事。神话所创造的神的形象和神话意象，十分鲜活的植根于文学艺术和民俗生活中，对民族文化传统的形成与发展起重要作用。例如，相传昙花原是一位花神，她每天都开花，一年四季灿烂无比，并爱上了每天给她浇水除草的年轻人。后来此事被玉帝知道，玉帝就大发雷霆要拆散鸳鸯。玉帝将花神抓了起来，把她贬为每年只能开一瞬间的昙花，不让她再和情郎相见，还把那年轻人送去灵鹫山出家，赐名韦陀，让他忘记前尘，忘记花神。昙花一现，只为韦陀。所以昙花又名韦陀花。也因为昙花是在夕阳后见到韦陀，所以昙花都是夜间开放。又如，扬州的琼花传说。相传隋炀帝有个妹妹叫杨琼，十分美丽。荒淫的隋炀帝居然打起了妹妹的歪主意，但杨琼坚决不从，羞愤自尽。隋炀帝为掩盖真相，把妹妹的尸体运送到扬州安葬。杨琼埋葬的地方，长出了一株奇异的花卉，开出了几十朵盘子大的花朵，颜色洁白如玉，花团锦簇，花香袭人。人们从来没有见过这种花，便称之为“琼花”。隋炀帝闻讯来看，花迅即凋落。隋炀帝大怒，用剑砍树。但在隋炀帝死后第二年，琼花老根上又长出了新枝。

　　（3）岁时节日民俗。1）花朝节。多数地区的农历二月十五是民俗中花神的生日，也是百花的生日，称为“花朝节”，又称“花神诞”、“百花生日”。届期有种花、赏花、赏红等活动，故称“花朝”“。百花生日是良辰，未到花朝一半春；万紫千红披锦绣，尚劳点缀贺花神”。这是旧时江南民间庆贺百花生日风俗盛况的生动写照。花朝节由来已久，最早在春秋的《陶朱公书》中已有记载。唐、宋时期流传较广。明、清时期，由于未得到上层统治者的倡导和支持，花朝节就不如宋代时那么热闹了，虽也有赏花、饮酒之类的活动，但多限于文人墨客。在花朝节里，人们纷纷相邀出城踏青，一边谈笑风生，一边欣赏百花。江南一带，花朝节还有“赏红”活动。人们将红布或红纸制成小条，缠系在园林的花木树枝上或插在花盆中，为花庆贺生日。有的地方还有花朝节吃百花糕的习俗。民谚曰：“雷打百花心，百样无收成。”因而，民间还有以“花朝日”的天气晴雨预卜年成丰欠的民俗。除此之外，我国花卉资源丰富。花开时节，很多地方纷纷举办各种单独的花卉节日，梅花节、茶花节、梨花节、桃花节、荷花节、桂花节、节。2）寒食节与清明节。《岁时百问》云：“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作为农事节气的清明，标志春耕时节的到来。作为岁时节日的清明节融合了寒食节的有关风俗后，就产生了禁火寒食、祭扫祖墓、踏青郊游、荡秋千、放风筝、斗草蹴鞠、插柳等风俗活动。禁火和祭墓两大寒食与清明的习俗，自周朝就有，唐代后两个习俗合二为一了。清明节民间还有戴柳、踏青、游春的习俗。3）上巳节。古来就有三月上巳日踏青、修楔习俗。在三月三日人们临水洗濯祓除，踏青游春，文人雅士有“曲水流觞”之戏，青年男女则野外郊游，娱乐嬉戏，与大自然相融互感，作为一种深层的生命意识，积淀在上巳节的民俗之中，世代相传。三月三日上巳节除了去除宿垢，宴会聚友，吟诗作赋外，还有春日竞渡的活动，希望祓除灾异于水上，是先由皇家引起后传入民间的风俗。

　　园林是民俗活动进行的物质载体，是历史上许多重要民俗活动的举办场地，同时也是自然美的文化载体。自然山水的精神大多存于意念之中，文人在为自己创设的文化环境园林之中，拳石勺水就象征了山水江湖，山水成为中国园林最基本的抒情性物质建构。园林设计应重视与民俗文化的交融和谐，以人为本，与自然对话，蕴蓄内秀，使人得以接近自然获得更线）在园林景观设计中可添加民俗活动的主题景观，再现古往今来蕴含深厚文化的民俗活动，将艺术境界与现实生活融合为一体，深化游人的民族意识，弘扬民族文化精神。

　　（2）在园林中的纹饰上采用民俗符号，吸取借鉴民俗工艺美术的优秀成果，在材质选取上运用乡土资源，在植物搭配上利用具有远期效益的生态植物，充分表现当地特色。

　　一、广州的茶业现状 广州被称为羊城、商贸城、美食城实际上，广州还是名副其实的茶城，这可以从六个方面加以证明，即：凉茶铺、家庭、茶楼、茶艺馆、茶叶市场和茶业博览会。 1.“广东三件宝：烧鹅、荔枝、凉茶铺”。到了广州，最为便捷、经济的饮茶方式就是喝凉茶，黄振龙、邓老、金葫芦、徐其修、清心堂等凉茶店遍布大街小巷，“两元一杯，五元一瓶”，让你在享用各种凉茶的同时还可收到清肺、润喉、祛湿等功效。 2.请客饮茶是广州人的待客之道，有客来访，主人都会取出上好的茶叶，娴熟地操作着精美的茶具，为来客冲上清香润喉的茶水。 3.茶楼遍布广州市区，提供茶水和茶点，既是市民饮茶聊天的场所，也是请客吃饭的好去处。历史悠久的茶楼多冠以“园”或“居”，如“文园、西园、陶陶居、陆羽居”，现代的多称酒家、渔港，如“广州酒家、新粤湘渔港”。茶楼里饮茶往往是人声鼎沸、热闹非凡，是了解广州民俗风情的好地方。 4.广州茶艺馆布置古雅、朴实，环境优美、清静，凸现了广州浓厚的文化底蕴，也展现了广州现代化大都市的迷人风情，城市的个性与品位浓缩到了一个个别致的茶艺馆中。 5.广州芳村拥有茶业市场，其中最大的南方茶叶市场商铺多达1500家。漫步其中，茶铺一家挨着一家，处处茶叶飘香，连包装、茶具都一应俱全。6.2010年的广州茶博会展会总面积5万平方米，设国际标准展位1300个，来自中国内地20多个省市和近10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家优质茶企参展，成为迄今为止全球规模最大的茶展。可见，围绕着“茶”的饮用和消费，广州已经形成了能够满足不同需求的一条龙式的立体格局：凉茶店家庭茶楼茶艺馆茶叶市场茶博会因此，无论是微观的个人饮茶还是宏观的茶叶批发、茶叶博览，广州都可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茶城”，“茶”不断塑造着这座城市独特的文化魅力和民俗特质。 二、从茶词茶语透析广州独特的茶文化 喝茶，准确地说是“叹茶”（享受茶），是广州人自在的生活方式，就连人们相互间打招呼，也是问“饮咗茶未啊（喝过茶没有）？”这相当于北方人把“吃饭了吗”当成问候语一样。其实，“叹茶”的确和饮食密切相关。喝茶的类型包括“三茶两饭”（早茶、下午茶、夜茶，午饭、晚饭），基本的用具是“一盅两件”（茶壶茶盅和供应茶点的器件）。如果朋友来了，不说“请吃饭”、“请喝酒”，而说“请饮茶”，主客在喝茶的同时还能品尝到精美的茶点。广州人喝茶“有脚头瘾”（忍不住要到茶楼去），喝茶和日常的交际方式、礼节习惯有密切关系。在茶楼喝茶，人多了可以“搭台”，喝完茶要招呼服务员，“行埋、单（过来、结单）”。“埋单”的说法也由此而来，但很多不懂该词真实含义的外地人却说成“买单”，意思大致相同，说法却迥异了。茶楼还能进行各种社会活动，比如男女叹茶“相睇（相亲）”、生意人“斟盘（谈生意）”、文人雅士“斟(侃谈)世界”、江湖人“讲数（摆平争端）”等等。广州民间也盛行着和茶相关的礼俗用语、生活谚语，婚俗方面的比如“受茶”或“接受茶礼（女方接受聘礼）”，“一女不受两家茶”，“打泻茶（退聘、退婚）”，“新抱茶（新娘子敬的茶）”。谚语“晨早一杯茶,不用请医家。”“酒满敬，茶满欺。”歌谣有“记得细时好,跟爷去饮茶。赤膊骑狮狗,屈针钓鱼虾”可见饮茶习俗已经深深地融进了广州人的生活当中。历史久远，自然会留下不少与茶相关的奇联妙语，例如妙奇香茶楼的上联，“为名忙，为利忙，忙里偷闲，饮杯茶去”，康有为题写的“陶陶居”，蔡廷锴为西南酒家（今广州酒家）题写的“饮和食德”。柳亚子有“粤海难忘共品茶”之句，则曰“饮茶粤海未能忘”；郭沫若也留下了“北园饮早茶,仿佛如在家。瞬息出国门，归来再饮茶”的诗句。 三、传播茶俗茶语，提升广州的文化魅力与知名度 1.传播茶故事，弘扬广州独特茶礼节 饮茶的人，推崇的是“清、和、敬、美”的茶德。用当下流行语来说就是，“哥饮的不是茶，是美德！”这些茶德往往体现在广州日常饮茶的习俗当中,而这些习俗背后还隐藏着一个个传说。乾隆生性好玩儿，有一次下江南的时候，带着一个太监在一个茶楼喝茶。或许是被茶客们互相斟茶的热烈气氛所感染，他顺手给太监也倒了杯茶。这下太监可吓坏了，但又怕叩头谢恩暴露了两个人的身份。毕竟是伺候皇上的太监，关键时刻灵机一动，用食指和无名指叩击桌面几下，以谢圣恩。这一机智反应受到了乾隆的赞赏。后来不知怎么坊间众人知道了这个事情，纷纷仿效。于是在广州当别人给自己斟茶时，便有了用双指叩击桌面几下以表谢意的做法。这个故事把饮茶习俗与风流雅致的乾隆爷联系起来，无疑增添了这一致谢动作的传奇性和知名度。另一个颇有特点的做法就是把壶或盅的盖儿揭开表示要加冲开水。相传清朝末年广州有个恶霸叫荣寿禄，是重臣荣禄的族侄，仗势欺人，为霸一方。一天,他设下一个敲诈勒索的骗局，到了一家茶楼，偷偷把一只鹌鹑藏在喝茶的茶杯里。当小伙计把盖儿掀开准备加茶时，鹌鹑展翅而飞，他便要茶楼老板赔他三千元。这事被当时的武林高手知道后，打抱不平，杀死了荣寿禄，才算了结。[4]从此，茶楼中便形成了只有等顾客把盖儿揭开服务员才去冲开水的习俗。这段颇有戏剧性的传奇故事，彰显了人性的丑恶与善良、群众的爱憎和智慧。 #p#分页标题#e#

　　2.传播茶俗语，弘扬广州本土茶风俗 一种风俗和文化对于外来人而言，最大的魅力恰恰在于其独特性和神秘性。人们对于陌生的言语表达，开始往往会从字面意思上来理解。例如一个北方人听到广州的朋友说“请你饮茶”，一定会大惑不解，甚至会认为广州人抠门、小气。但等从酒楼饮茶完毕后，便能真正领略到广州的茶饮食习俗。如果他在广州多呆一个月，时常和广州的朋友喝茶，慢慢地就能学会“叹茶”，领会到喝茶的真谛。要想体验真正的茶俗，需要深入到广州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诸如青年男女“叹茶相睇”，女方“受茶”、宾客参加婚宴喝“新抱茶”等。可以说在烟酒茶这三者当中，广东人把茶的价值和意义无限放大了。广州人这么爱茶，也形成了许多独特的饮茶习俗，这是广州自有的一笔丰厚文化遗产。 3.传播茶诗词，弘扬广州高雅茶文化 文人雅客、社会名流的题词诗句往往具有极强的传播和宣传效应，比如张继的《枫桥夜泊》之于寒山寺、崔颢的《黄鹤楼》之于黄鹤楼。显然，的“饮茶粤海未能忘”、柳亚子的“粤海难忘共品茶”以及郭沫若的茶诗“北园饮早茶”，无疑极大地提高了广州茶风俗的知名度。当游客不经意间看到“陶陶居”或者“饮和食德”时，如果能知晓撰写者是谁，无疑会在广州的茶饮中体味无限的文化意蕴。“茶不在香，有公则名。”正是与这些名人雅士的不解之缘，使得广州茶文化在具有深厚民间传统的基础上，平添了许多风韵和雅致。 四、寻求有效传播，变潜在茶资源为现实影响力 如何宣传好广州的茶俗和茶文化，是个宏大而复杂的课题，笔者考虑有三个方面的工作可以做。 1.企业做好产品和品牌的营销 成功的案例就是王老吉的广告营销，一句“怕上火喝王老吉”，使得罐装王老吉红遍全国，凉茶也从广东、香港走向了内地。遗憾之处在于这是香港茶企的成功案例。显然在广告宣传和营销方面，广州大的茶企，如广州酒家、黄振龙凉茶、芳村茶叶市场等，还有更大的上升与发展空间。 2.开发、宣传茶旅游资源 广州旅游主管部门、旅行社以及茶企可以围绕凉茶铺、茶楼、茶叶市场做一个茶主题的开发策划，让广大的游客通过一杯凉茶、一次早茶、一斤茶叶，领略体验广州真正的茶俗、茶礼、茶情，通过物美价廉、货真价实的特色饮食服务，让广大游客成为广州茶企和茶文化的免费宣传者。 3.制作茶宣传记录片 如果制作的宣传片能将茶故事、茶俗语、茶习俗、茶诗文等融于一体，把街头独立的凉茶铺、人声鼎沸的茶楼、清香四溢的茶叶市场、宏大气派的茶叶博览都囊括其中，使贩夫走卒、逸民志士、名流学者、文人墨客汇聚一堂，集观赏性、趣味性、实用性、科普性于一体，那么投放电视、网络，甚至手机等媒体之后，既能收到难以估量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会把广州茶城的观念深入人心。 对于一个人来说，“腹有诗书气自华”；对于一座城而言，内在的文化品性与独特习俗至为重要。茶对于广州的意义也正在于此。因此，传播茶俗茶语茶文化，塑造文化文明广州城，是一个亟待实现的现实课题。

　　器皿应适应茶事，不同时代的茶具所具有的独特性是由所处时代的茶文化特性决定的。宋代市井文化与茶文化非常繁荣，饮茶方式也出现了变化，“斗茶” 时尚对饮茶器具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作为茶具的“碗”改为 “盏” ，而这种黑釉茶盏的特点也适应了当时 “斗茶” 的风俗，因而社会需求量也迅速增加，从而使得福建、江西黑釉瓷器的生产日益兴盛，吉州窑“黑釉盏”正是在当时的这种历史背景下繁荣发展起来的。

　　宋代“斗茶”极为兴盛，“斗茶”双方互相攀比茶叶的品级等次、茶水的优劣、茶具的高下等等。具体来说，宋代“斗茶”法如下：先将茶叶制成半发酵的白茶，然后蒸压成茶饼，再研磨成细细的粉末，品饮时注入初沸的水冲茶，搅动茶汤，水面会浮起一层白沫。衡量“斗茶”的输赢，一是茶色，斗茶以茶色纯白为贵，《茶录》中提到：“以青白胜黄白”；二是水痕，观察茶盏的内沿与汤花相接处有无水的痕迹，衡量茶盏中白沫停留时间的长短，水痕早出者为负，晚出者为胜。

　　《方兴胜览》一书中提到：“茶色白，入黑盏，水痕易验” 。宋代的斗茶法是“斗茶先斗色” ，茶具的选用自然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黑色也就成为了斗茶茶盏的专用色。吉州窑茶盏的黑釉与雪白的汤花相互映衬、有利于辨别茶汤的优劣，汤花咬盏也易于辨别，适应了当时茶俗的需要。

　　黑色是一种较为沉闷的颜色，吉州窑虽以黑色的色釉为基本装饰，但却能在吸收福建建窑的釉斑技术以及定窑的覆烧技术的基础上，通过独特的窑变工艺创新，烧造出纹饰多样的黑釉茶具，打破了黑色的单调乏味。黑釉盏的高档产品一般都施釉三次、通过间层的增加，窑变后呈呈现鹧鸪斑、鳝皮黄、兔毫斑、虎斑、玳瑁斑、剪纸贴花、木叶纹等诸多纹样。吉州窑在掌握氧化亚铁的立方晶系结晶、硅酸化合物釉料的变化以及把握烧制的火候、温度、时间等技术上，成绩显著，为同时期的福建建窑所不及。每一件黑釉产品均有各自不定的变化因素，烧制的茶盏釉色千变万化，颜色与纹样无一雷同。

　　兔毫盏是吉州窑的重要产品之一，在兔毫盏的烧制过程中，利用温度的变化，釉中铁元素折出到表层，流动时形成如兔毫般的结晶体，非常优美细腻。宋代文豪苏轼曾吟咏诗句：“道人晓出南屏山，来试点茶三味手。忽惊午盏免毛斑，打作春瓮鹅儿酒。”对黑釉窑变烧制出的兔毫盏推崇备至。最能展现了吉州窑特有工艺风格的是剪纸贴花、木叶纹的装饰。在黑釉剪纸贴花盏的烧成过程中，先将民间剪纸纹样贴于黑瓷坯体底釉上，通过釉的流动使剪纸图案出现变化，结合洒釉工艺，使得茶盏表面形成雾状斑点，更具有自然美。木叶天目茶盏呈现的树叶装饰都要经过特殊的工艺加工，以半片或一片桑、桐树叶为材料，甚至还有二片、三片树叶交错的。在制作过程中，首先要在瓷胎上施一层黑色的底釉，树叶上也要施上一层淡淡的色釉，然后将树叶贴在茶盏的坯体上，入窑烧制出木叶纹样。

　　吉州窑黑釉茶盏造型很优美，为宋代典型的斗笠碗造型，具有其合理性。在尺度上，吉州窑茶盏比较小巧，降低了胎体的高度，适合人手把握；在造型设计上，均为敞口、小浅圈足的斗笠状，茶盏的口径、高度在比例上也非常协调。茶盏的口部设计很有特色，大都是“敞口或唇微外卷”。一种为圆润的直口，斜弧腹；另一种口部如喇叭，微微向外撇，以适合饮茶时口唇的曲度，腹壁斜直。这种斗笠碗造型有利于“斗茶”时搅动茶水和观察茶汤的色泽，同时也蕴藏着宋代陶瓷秀美的审美个性。

　　北宋蔡襄在《茶录》中提到：“凡欲点茶，先须温盏令热，冷则茶不浮。”所以，宋人调膏之前，还要“温盏” 。又云：“兔毫坯厚，久热，用之适宜”。兔毫盏是宋代斗茶所用的专用碗，作为宋代吉州窑所烧制的著名品种之一，兔毫盏内外壁均有兔毫，坯微厚，有利于“温盏” 。不仅仅是兔毫盏，吉州窑各类茶盏大都胎体较厚，保温性能好，很久都不容易冷却，这对品饮是有很有利的。

　　吉州窑的黑釉结晶斑作为其装饰的主流部分，寻求的是一种“浑然天成”的质朴野趣，与两宋时期“追求自然的趣味”这一审美倾向相吻合。宋代文人排斥纯理性化的形式，推崇含蓄而内向的文化意蕴，对质地纹理抽象美的审美追求也臻于精微，甚至还达到极致。木叶纹天目茶盏的装饰在我国陶瓷史上可谓独树一帜，茶盏纯黑如漆，叶脉生动，富有真切的写实性，而又给人以宁静素淡、超凡脱俗的感觉，具有超现实的审美意象，令人神往。由于市井文化、都市经济的繁荣发展，宋代陶瓷的商品化和平民化特点也日益凸显。吉州窑窑工不断吸取民间艺术的精华，巧妙地将具有生活意义的民间剪纸花样移植到黑釉茶盏的表面装饰之上。这种窑变釉装饰具有鲜明的民俗艺术风格，乡土气息浓厚，深刻反映了宋代陶瓷装饰趋向于平民社会与日常生活的一种价值取向。剪纸贴花纹饰的表现内容大多直接来源于现实生活，质朴雅拙，以动物、植物的吉祥图案和吉祥字样纹饰为题材，采用寓意的表现手法，融入时代的审美趣味与民俗生活理念，寓意祈福纳祥的美好意愿，成为中国古陶瓷独放异彩的奇葩。

　　宋代茶文化是一种文人风格与大众审美取向的综合体现，斗茶之风造就了吉州窑黑釉茶具的高度成就。可以说，吉州窑黑釉茶盏作为宋代黑釉茶具的典型代表，一方面，暗合了我国传统美学的审美标准和宋代新兴的文人审美品格，蕴涵了宋代美学的温厚、平和与含蓄；另一方面，又由于走大众化路线，适应了宋代民间茶俗的现实需要，成为雅俗共有的、实用与艺术完美结合的统一体。

　　[1] 吴秀梅.宋代建窑和吉州窑黑釉瓷茶盏比较[J].农业考古，2011（05）.

　　作者简介：曾军宏，江西省吉安市井冈山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美术教学与艺术理论研究。

　　作为茶的发源地，中国人喝茶，更是有复杂讲究的，古人谓之茶道。再上等的佳茗，如不符合茶道而饮，则为暴殄天物，不如不饮。大体而言，且不说喝茶之境、喝茶之人、煮茶之水以及所用之器，单以喝法而论，便名堂不少，足令外行人们叹为观止。若有闲情推究一下，可以发现，喝茶，饮茶，品茶等说法，并非是各种方言下的不同称谓，而是方式和境界层次的区别吧，一等为品，二等为饮，三等是喝。雅俗的分界便在这里了。

　　说到品茶， 常被推崇的有《红楼梦》里妙玉的“三杯论”。它出自这部文学巨著的第四十一回“贾宝玉品茶栊翠庵”。曹雪芹笔下的妙尼姑是以杯数来区分喝茶的雅俗，“一杯为品，二杯既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饮牛饮骡了。”妙玉的高论虽然未必公允，却令好些人喝起茶来不敢轻易贪杯，免得与宝玉为伍，一起落在“超级蠢物”的“挨骂席”上。

　　不过，话说回来，这场品茶小会的过程种种，则绘声绘色地尽情演绎了中国古代茶道。

　　首先说喝茶之境，栊翠庵花木繁盛，院落清幽，是极好的修行之所，也是品茶论道的好去处。而禅堂外的耳房，大约是寂寥中的寂寥吧，以妙玉的怪僻和高洁，应该是不染俗尘的人间绝境，自然非雅士不可入内的。所以，妙玉悄悄拉了宝黛二人去喝“私房茶”，雅士坐雅间，佳茗待佳人，理所当然地形成一种更加高雅的格调。试想一下，在这样的境地里喝茶，岂不令人身心俱醉而出凡入圣？只是，红尘喧嚣，浮华迷眼，大多数人是难遇这样一方人间净土的，一般只能随缘，随遇而安地享受袅袅茶香而已。然而，品茶也好，饮茶也罢，境地的选择总是一种要务。不同的境地，不同的意绪，感悟自然不同。

　　其次是喝茶之人，禅堂里头是供着菩萨的，冲了自然是罪过，耳房是雅间，更不能让俗人出入。因此，以刘姥姥之鄙俗固然不能踏越半步，贾母等众人是东家香客，以礼待于禅堂即可，甚至连宝玉那样的灵异之辈，在妙玉眼里，也是常常归于俗流的，而只能托宝黛二人之福来此消受一回。可见，光有雅境不行，要有雅士在座，方能尽得品茶之妙吧。佳茗入了俗人的口腹，虽然不到焚琴煮鹤的程度，恐怕总难免产生糟蹋可惜的感觉。所以说，同样佳茗当前，与哪类人物一起把盏，也是极其重要的。一类人物是一道风景，风景既殊，情怀必异。

　　再次是煮茶之水，妙玉给贾母献茶，用的是“旧年蠲的雨水”。她请宝黛吃体己茶，黛玉以为也是旧年的雨水，妙玉却冷笑道：“你这么个人，竟是大俗人，连水也尝不出来！这是五年前我在玄墓蟠香寺住着，收的梅花上的雪，统共得了那一鬼脸青的花瓮一瓮，埋在地下，今年夏天才开了。你怎么尝不出来？”在她看来，连水也尝不出来的人，当然就是大俗人，哪里还谈得上品茶！可想而知，梅花上的雪自然冰清玉洁，且沾有梅花的香气，这样的水用来泡茶，肯定是不止口感最正，亦且更添雅致了。虽然这不过是一种文化的渲染，并不足信，但现实中井水、泉水、河水、江水等各种水泡茶，味道确实迥然不同的吧。

　　最后是饮茶用具了，在妙玉看来，品茶功夫首在茶具，茶倒在其次。贾母带一大帮人到栊翠庵品茶，她亲自捧出一个海棠花式雕漆填金云龙献寿的小茶盘，里面放一个成窑五彩小盖钟，捧与贾母；其余众人都是一色的官窑脱胎填白盖碗。宝钗黛玉在耳房内吃体己茶，茶杯却是王恺珍玩一类的古董，与宝黛一般不同凡俗。

　　宝玉要求“随乡入乡”，妙玉便找出一只九曲十环一百二十节蟠虬整雕竹根的一个大盏。至于她自己吃茶用的是绿玉斗，而刘姥姥吃了一口成窑五彩小盖钟里的茶之后，这小盖钟妙玉便不要了，可见她对茶具是多么讲究。而细想一下，这是一种饮茶的层次吧，即甚么人用甚么杯子，雅俗分际境界高下自然明了。

　　其实，妙玉本质上是一个有很浓厚文学气质的才女。这种文学气质甚至超越黛玉，达到士君子的程度，而所谓的怪僻是因高洁所致吧，所以她自称槛外人，与出家并无绝对关系。妙玉品茶虽然有些到了矫情的地步，但这高人之行，不正反映了她别样的人生！而从现实角度，则既是一场文化层面上的品茶演示，也将茶的文化承载尽情展现出来。

　　茶文化是中华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这一饮食文化的研究，学界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1)有学者把茶叶、茶文化作为一种非华北本土起源的文化来看待，探讨这一“外来文化”在华北的流行情况。(2)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华北社会对待南方茶文化的态度，以及饮茶风俗在华北地区流行的原因。 一．汉魏六朝时期南方的饮茶风俗 茶树是标准的亚热带植物，具有喜温暖、湿润以及酸性土壤等生态特性，主要分布在我国亚热带、边缘热带区域。根据史书记载，饮茶之风首先出现在长江上游。扬雄《方言》中记载，“蜀西南人谓茶为纐”。(3)汉宣帝时期，王褒《僮约》中，“烹茶尽具牵犬贩鹅，武阳买茶”。(4)该地饮茶习俗之所以被关注，顾炎武以为“自秦人取蜀而后有饮茗之事”。(5)战国时期，秦占领巴蜀后，这一地区与华北社会的联系日益密切，该地的饮食习俗逐渐被外人了解，其独特的饮食文化成为华北社会关注的对象。魏晋六朝时期，史书中对南方茶树的记载越来越多。巴地涪陵郡(今重庆涪陵)，“惟出茶、丹、漆、蜜、蜡”。(6)《荆州地记》中记载，“浮陵茶最好。”缪启愉认为，“浮陵”当是音同形似的“涪陵”之误。(7)蜀地广汉郡什邡县(今四川什邡市)，“山出好茶。”(7)犍为郡南安县(今四川乐山)，“南安、武阳皆出名茶”。(7)平夷郡平夷县(今贵州仁怀西南)，“山出茶、蜜。”(7)长江中游也产茶叶，张辑《广雅》中记载，“荆、巴、阆采茶作饼。”(8)《太平御览》卷八六七《饮食部》引《桐君录》中，“西阳武昌晋陵皆出好茗。巴东别有线)南朝齐刘澄之的《荆州土地记》中记载，“武陵七县通出茶，最好。”(9)在长江下游，山谦之《吴兴记》中，“乌程县西有温山，出御盙。”(10)乌程即浙江湖州一带。可见，整个长江流域到处生长着茶树。茶树是南方的物产资源，该地之人在生产实践中形成饮茶的习惯。《三国志》卷六五《韦曜传》中记载，孙皓每次宴饮之际，均要求参加者饮酒，“率以七升为限。虽不悉入口，皆浇灌取尽。”韦曜酒量小，“素饮酒不过二升”，孙皓“密赐茶盙以当酒”。韦曜本名韦昭，“史为晋讳，改之”，(11)吴郡云阳人，今江苏丹阳人，属于南方本土人士，饮茶是他生活的一部分。《广陵耆老传》中记载，“晋元帝时，有老姥每旦擎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竞买。”(8)广陵人竞相购买茶叶，说明当地饮茶之风十分盛行。东晋吴兴太守陆纳以茶果招待谢安，“谢安尝欲诣纳，而纳殊无供办。其兄子?不敢问之，乃密为之具。安既至，纳所设唯茶果而已。?遂陈盛馔，珍羞毕具。客罢，纳大怒曰:汝既不能光益父叔，乃复秽我素业邪!于是杖之四十。”(12)陆纳为吴郡吴县人，今江苏苏州人，他的生活也离不开饮茶。不过，在他看来，茶果象征着节俭，以此招待他人，方能显示自己的品质。《晋书》卷九八《桓温传》中记载，桓温生性节俭，“每宴唯下七奠?茶果而已”。总之，饮茶是南方社会的风俗习惯，也是南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两晋时期华北人士的饮茶活动 西晋时期，华北社会并不排斥南方的茶文化。《太平御览》卷八六七引《江氏传》中，“(江)统迁愍怀太子洗马，尝上疏谏云:今西园卖醯、面、茶、菜、篮子之属，亏败国体。”愍怀太子司马?所卖的物品中有茶，说明当时的华北人士是认可茶叶的。《太平御览》卷八六七引《晋四王起事》中也记载，“惠帝蒙尘洛阳，黄门以瓦盂盛茶上至尊。”晋惠帝也不反对饮茶。张载，字孟阳，河北安平人，(12)到四川成都游览白菟楼后，写道，“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13)他对茶叶持赞赏的态度。左思，山东临淄人，(12)他也不反对饮茶，“吾家有好女，皎皎常白皙。心为茶盙剧，吹嘘对鼎?。”(14)以上这些华北之人对饮茶不抱任何偏见。自永嘉乱后，大量中原人士纷纷来到南方，他们如何对待该地的茶文化?任瞻，“字育长，乐安人”，(15)今山东博兴县人。他过江后，王导率领已经南渡的中原人士给他接风洗尘。“王丞相请先度时贤共至石头迎之，犹作畴日相待，一见便觉有异。坐席竟，下饮，便问人云:此为茶为茗?觉有异色，乃自申明云:向问饮为热为冷耳。”(15)这则材料向我们提供了两条信息，一是任瞻问所饮的是茶还是茗。所谓茶茗，郭璞指出，“今呼早采者为茶，晚取者为茗。”(16)任瞻提出这一问题，说明他不了解南方的茶叶生产，但是他没有对饮茶表示出任何不满。二是王导和其他早已到达南方的人也饮茶，如果他们以前反对饮茶的话，那么现在也不可能立即接受，即使他们以前有可能不饮茶，但至少不排斥。《太平御览》卷八六七引《世说新语》中，“晋司徒长史王?好饮茶，人至辄命饮之，士大夫皆患之，每欲往候，必云:今日有水厄。”王?为山西太原人，(12)他喜欢饮茶，而且以此招待别人，并劝别人多饮。那些士大夫并不是不饮茶，而是担心王?让他们多饮，以致感到害怕。以上这些中原士人，欣然接受南方的饮茶习俗，说明他们不排斥这一饮食习惯。虽然华北之人不反对饮茶，但是饮茶之风在华北社会并不流行，这主要受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与时人对茶叶功效的认识有关，他们认为茶叶具有醒酒、提神、解除困乏等作用。“荆巴间采茶作饼，成以米膏出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8)西晋张华《博物志》卷四中记载，“饮真茶，令人少眠。”西晋刘琨在《与兄子南兖州刺史演书》中，“前得安州干茶二斤，姜一斤，桂一斤，皆所须也。吾体中烦闷，恒假线)刘琨，中山魏昌人，(12)今河北无极人，他通过饮茶解除身体的烦闷。二是与茶叶的生产有关。这一时期茶树主要以野生为主，人工栽培很少。(18)因此茶的产量不多，商品化程度较低，华北社会所获取的茶叶有限。即使如此，华北社会对南方茶文化并不排斥。到了南北朝时期，南北对峙的政治现实使得茶叶成为区域认同和国家认同的重要标志之一。#p#分页标题#e# 三．南北对峙下北朝社会对茶的鄙视 南北朝时期，中原和南方政权均以华夏正统自居。魏收《魏书》称长江下游政权为“岛夷”，沈约《宋书》称中原政权为“索虏”。南北对峙的政治格局也体现在饮食方面，北朝社会无法认同南方的饮食文化是其重要的表现之一。(19)北朝社会十分鄙视南方的饮茶习俗。“(王)肃初入国，不食羊肉及酪浆等物，常饭鲫鱼羹，渴饮茗汁。京师士子，见肃一饮一斗，号为漏卮。经数年以后，肃与高祖殿会，食羊肉酪粥甚多。高祖怪之，谓肃曰:卿中国之味也。羊肉何如鱼羹?茗饮何如酪浆?肃对曰:羊者是陆产之最。鱼者乃水族之长;所好不同，并各称珍;以味言之，甚是优劣。羊比齐鲁大邦，鱼比邾莒小国。唯茗不中，与酪作奴。”(20)北魏刘缟“慕肃之风，专习茗饮”，可见，他并不排斥饮茶，只是被彭城王批评及他家吴奴嘲笑后，才不饮茶，并以之为耻。“彭城王谓缟曰:卿不慕王侯八珍，好苍头水厄。海上有逐臭之夫，里内有学颦之妇;以卿言之，即是也。彭城王家有吴奴，以此言戏之。自是朝贵宴会，虽设茗饮，皆耻不复食;唯江表残民远来降者好之。”虽然刘缟不再饮茶，但是朝贵宴会上皆设茶茗，它们专门是为南方归降之人准备的，就是要显示南北人不同的身份。当萧衍之子萧正德归降北魏后，元?也以饮茶习俗来嘲笑他，“后萧衍子西丰侯萧正德归降，时元?欲为之设茗，先问:卿于水厄多少?正德不晓?意，答曰:下官虽生于水乡，而立身以来，未遭阳侯之难。元?与举坐之客皆笑焉。”(20)南方的其他饮食也在被讽刺之列。北魏永安年间，为争夺文化的正统地位，陈庆之与杨元慎进行了辩论。代表南朝萧梁的陈庆之指出，“魏朝甚盛，犹曰五胡;正朔相承，挡在江左;秦皇玉玺，今在梁朝。”代表北魏的杨元慎认为江左之人毫无礼仪，生存环境极其恶劣，食物资源千奇百怪。“吴人之鬼，住居建康，小作冠帽，短制衣掌，自呼阿侬，语则阿傍。菰稗为饭，茗饮作浆。呷啜莼羹，唼嗍蟹黄。手把?蔻，口嚼槟榔。乍至中土，思忆本乡。急手速去，还尔丹阳。若其寒门之鬼，头犹修，网鱼漉鳖，在河之洲。咀嚼菱藕，捃拾鸡头，蛙羹蚌?，以为膳羞。急手速去，还尔扬州。”(20)南北生态环境完全不同，饮食文化各有特点，杨元慎用南方的莲藕、莼菜、鱼蚌等食物讽刺挖苦陈庆之。景明初年，当张景仁归降北魏后，“拜羽林监，赐宅城南归正里;民间号为吴人坊，南来投化者多居其内。近伊洛二水，任其习御。里三千余家，自立巷市，所卖口味，多是水族，时人谓为鱼鳖寺也。景仁住此以为耻，遂徙居孝义里焉。”(20)投降北魏的张景仁希望融入到北魏社会中，不再有身份的差别。然而，洛阳人通过不同的饮食习惯把吴人区分开来，张景仁感到耻辱，不得不迁居到别的地方，希望通过此举泯灭彼此间的身份差异。在《魏书》卷九六《司马睿传》中，“中原冠带呼江东之人，皆为貉子，若狐貉类云。巴、蜀、蛮、獠、溪、俚、楚、越，鸟声禽呼，言语不同，猴蛇鱼鳖，嗜欲皆异。”南方人士不同于“中原管带”，饮食文化是其重要的标志。总之，饮食文化是南北朝时期南北对峙的重要标志之一。 四．唐中后期饮茶风俗在华北的流行 唐人封演指出，“南人好饮之(茶)，北人初不多饮。”(21)不过，从公元8世纪初开始，饮茶之风开始在华北流行，一是在达官贵人中，二是在寺院僧侣、信男善女之间。公元8世纪中期后，又开始向社会下层绵延。饮茶习俗渗透到华北社会各个角落。(22)出生于华北地区的人们纷纷赞赏南方的茶叶。李嘉祐，“字从一，赵州人”，(23)今河北赵县人，他在《秋晓招隐寺东峰茶宴送内弟阎伯均归江州》中写到，“幸有香茶留稚子，不堪秋草送王孙。”(24)元稹，长安万年县(今陕西西安)人，(25)他也写到，“簟凉朝睡重，梦觉茶香熟。”(26)秦韬玉，“字中明，京兆人”，(27)今陕西西安人，他指出，“天柱香芽露香发，烂研瑟瑟穿荻篾。”(28)在以上诸人对茶的描述中，可以感受到茶叶的芬香，因此它成为文人间相互馈赠的佳品。白居易，祖籍下?人(今陕西渭南)，出生于郑州新郑县(今河南新郑)，(25)元和五年(810年)他在长安收到萧员外寄来的蜀茶，“蜀茶寄到但惊新，渭水煎来始觉珍。满瓯似乳堪持玩，况是春深酒渴人。”(29)元和十二年(817年)在江州收到忠州刺史李宣寄来的蜀茶，“红纸一封书后信，绿芽十片火前春。不寄他人先寄我，应缘我是别茶人。”(30)薛能，“字太拙，汾州人”，(25)今山西汾阳人，他在《蜀州郑使君寄鸟觜茶因以赠答八韵》中写道，“鸟觜撷浑牙，精灵胜镆铘。烹尝方带酒，滋味更无茶。”(31)在《谢刘相寄天柱茶》中，“两串春团敌夜光，名题天柱印维扬。”(32)杨嗣复，其父杨于陵，“弘农人”，(33)“于陵秩满，寓居扬州而生嗣复”，(33)他出生于南方，在《谢寄新茶》中写到，“石上生芽二月中，蒙山顾渚莫争雄。封题寄与杨司马，应为前衔是相公。”(34)李群玉，“字文山，澧州人”，(25)今湖南澧州人，他在《龙山人惠石廪方及团茶》及《答友人寄新茗》中谈及寄茶的情况，“客有衡越隐，遗余石廪茶。”(35)“满火芳香碾?尘，吴瓯湘水绿花新。愧君千里分滋味，寄与春风酒渴人。”(36)文人雅士之间互赠茶叶已经成为一种时尚，这反映了饮茶之风深入人心，风靡整个唐代社会。饮茶之风在华北的盛行，与时人对茶叶功效认识的变化有关。与汉魏六朝时期相比，唐人认为茶可以治疗更多的疾病。苏恭等人所撰的《唐本草》卷一三中，茶叶“主瘘疮，利小便，去痰、热渴，令人少睡。主下气，消宿食”。孟诜《食疗本草》卷上中，“茗叶，利大肠，去热解痰。煮取汁，用煮粥良。又，茶主下气，除好睡，消宿食，当日成者良。蒸、捣经宿，用陈故者，即动风发气。”茶叶具有清热祛痰、消除积食的作用。陈藏器《本草拾遗》卷八中，茶叶可以“破热气，除瘴气，利大小肠”。陆羽也认为饮茶能够治疗各种疾病，“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肢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3)此外，茶叶可以“消肉食毒”，李德裕亲自试验，“乃命烹一瓯，沃于肉食内，以银合闭之。诘旦开视，其肉已化为水。众伏其广识也。”(37)饮茶有助于消化肉食。不过，在南北朝时期，北魏人“食羊肉酪粥”，(20)但是，他们并不认为茶叶有消解肉食的功效，相反不断嘲笑讥讽南人的饮茶习俗。时代不同，观念不同，人们对食物功效的认识亦不相同。饮茶之风的流行还与茶树栽培技术的发展有关。唐中后期的人们已经注意到了茶树种植的土壤等问题。“其地，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壤，下者生黄土。”(3)土壤不同，肥力也就存在着差异。山谷石隙间的土壤，含有大量的腐殖质、矿物质，土层较厚，排水较好，土壤肥沃，最适宜种植茶树。砾壤即砂质土壤，含有未风化或半风化的碎石、砂粒等，排水性能较好，不过腐殖质不多，肥力中等。黄土虽然土层深厚，但是腐殖质、矿物元素含量较少，肥力较低。播种茶种后若践踏不结实，或者采用移栽的方式种植，茶树长势不好。(38)要想茶树生长茂盛，应该像种瓜一样种植，“凡艺而不实，植而罕茂，法如种瓜，三月可采。”(3)《齐民要术》卷二《种瓜》中，“凡种法:先以水净淘瓜子，以盐和之。先卧锄耧却燥土，然后掊坑，大如斗口。纳瓜子四枚，大豆三个于堆旁向阳中。瓜生数叶，掐去豆。多锄则饶子，不锄则无实。”种瓜选好种子后，再挖坑种植。与之相比，茶树的种植更加精细。《四时纂要》卷二中，“二月中于树下或北阴之地开坎，圆三尺，深一尺，熟?，著粪和土。每坑种六七十颗子，盖土厚一寸强。任生草，不得耘。相去二尺种一方。旱即以米泔浇。此物畏日，桑下、竹阴地种之皆可。二年外，方可耘治。以小便、稀粪、蚕沙浇拥之，又不可太多，恐根嫩故也。大概宜山中带坡峻。若于平地，即须畔深开沟垄泄水。水浸根，必死。”茶树栽培技术日渐成熟，种植面积迅速扩大，因此，茶叶贸易繁荣起来，(39)征收茶税也就提到唐政府的日程上来。严重的财政危机是唐朝政府榷茶的直接原因。一方面，中唐以来，唐政府的财政收入越来越少。随着均田制的破坏，国家控制的编户齐民逐步减少。商人和官僚地主通过买卖掌握了大量的土地，他们采取种种手段逃避赋税并把其转嫁到农民身上，致使更多的农民破产流亡。更为重要的是，安史之乱及以后的藩镇割据严重破坏了华北地区的社会经济，唐朝政府失去了该地的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唐政府的财政支出越来越大。府兵制破坏后，募兵制的采用，导致军事开支日益增长。安史乱后，连年战争，军事费用不断提高。从整体上看，唐王朝的财政收入已经不能维持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转。(40)为了获取更多的财政收入，唐帝国不得不对茶叶征税。由于茶叶产自南方，作为国家政治文化中心的华北地区与这一地区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p#分页标题#e# 五．结论 饮茶之风始自南方，是南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秦汉帝国建立后，南北交往日益密切，饮茶习俗开始向华北社会渗透，直到魏晋时期，这一习俗依然没有流行起来。南北朝时期，茶文化在南北政治对峙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饮茶之风成为北朝社会排斥南人的手段之一，茶叶是国家认同和区域认同的重要标志之一。唐中期以后，茶文化融入到华北饮食文化中。究其原因，一方面与时人对茶叶功效认识的变化有关，茶叶除了醒酒、提神、解除困乏等作用外，更具有解除各种病痛、消除积食等功效。另一方面也与茶树栽培技术的发展有关，茶树被驯化，从野生发展到人工栽培，茶叶的产量、品质得到提高。相应地，茶叶种植面积进一步扩大，茶税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南北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南北社会逐步融为一体。

　　散落在我国各地的古村落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见证，承载着我国农耕社会的生态记忆。我国古村落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2000年徽州村落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以来，国内许多学者从建筑艺术、人居空间、历史文化、社会结构、保护与开发等方面对我国古村落进行了研究。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学者逐渐意识到古村落旅游开发的重要性，包括李艳英的论文《福建南靖县石桥古村落保护和发展策略研究》，她认为，应深入研究村落的生长记忆、空间形态，从点线面等图形关系去研究村落的空间构成，并从中挖掘村落建筑特色、空间等内容。事实上，并非任何一个村落都可以称之为“古村落”的，古村落的“古”，首先，体现在它有五六百年以上的历史，其次，它应该是具有一定的建筑价值、景观价值和民俗价值。古村落文化遗产是一个庞大系统的综合体，包括具有历史学、人类学、美学、艺术价值的建筑物、遗址和文物等等的总和。

　　“古村落是一个功能复合的多文化空间，它承载着生产文化、生活文化和精神文化，也传递着历史文化、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是文化的历时性、共时性的统一，是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的集合体，也是生产、生活节律活动的承载地”。著名的古村落保护专家冯骥才认为，文化遗产既有物质的部分，也有非物质的部分，古村落就是这种物质与非物质遗产的综合体，它既包括了以物质形式凝固下来的“躯体”部分，也包含了大量靠人的言行传承下来的“灵魂”部分。例如，生活的民俗、信仰的民俗、节日的民俗、婚丧嫁娶的民俗，还有各种各样的民族艺术，这些共同形成了一整套的地方风情。由此可见，古村落文化遗产既包含了具有显性化特征的物质文化遗产，也包含了隐藏于物质文化遗产之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江西历史文化悠久，素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誉。而掩盖在江西景德镇陶瓷文化光环下的浮梁古村落群不太为人所知，它主要包括瑶里、东埠、勒功、沧溪、江村、严台、磻溪、桃墅村等这些具有相同地域文化背景的古村落。经过千年积淀的浮梁古村落文化遗产类型丰富，包含有多方面的内容，是很有价值的旅游资源。

　　（1）最具原真性的景观价值。浮梁古村落历史悠久，数目众多。其中，瑶里被列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村”，沧溪村和严台村被列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浮梁古村落大多位于四面环山的自然环境中，陆路交通不便，相对闭塞，而昌江及其支流又把古村落和外面的世界紧密联系起来，从而形成多样而又统一的自然环境空间布局。浮梁古村落远离市区，原真性十足。众多村落选址都依山傍水，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村中一山一石、一桥一水都如同一幅幅山水画，成为美好的自然景观。瑶里古时盛产制瓷原料瓷石和釉料。所以，瑶里人们早在唐代就开始制作瓷器。有“瓷都之源”美称的瑶里古镇自古以来以瓷为业，发展了制瓷胎釉原料生产、水道运输等产业，至今保留了明清时期兴起的古码头，既有便于人们生活之用的码头，也有供瓷业运输的码头，这些都已成为瑶里古镇的特色旅游风光。此外，浮梁茶文化可追溯到1000多年前的唐朝，至今仍是重要的产茶区。这些茶园和当地的自然人文景观完美融合，每到采茶之际，茶园都是茶农忙碌的情景，构筑了天人合一的完美景象。

　　（2）技艺高超的建筑文化价值。游览浮梁古村落，给人印象最深的是独特地域文化影响下的徽派建筑群。由于景德镇地处赣、皖二省交界处，明清时期与徽商贸易往来十分频繁。因此，浮梁古村落群深受徽派建筑的影响，至今遗留下来的明清时期徽派古建居多，具有马头墙、粉墙黛瓦的徽派建筑特色。浮梁古村落现存有大量的公共建筑，包括“一步岭”、“蜚英坊”等牌楼、“三贡坊”街亭和“严溪锁钥”、“朝水门楼”、“张水门楼”等门楼、理学祠、敦本堂、程氏宗祠、汪氏宗祠、张氏宗祠等公共宗祠。此外，民居建筑多是院落式建筑，建筑工艺精湛，雕刻技法更是娴熟。村落建筑中处处可以看到雕刻精美、具有传统吉祥文化寓意的砖雕、木雕和石雕等，装饰性强。这些珍贵的建筑遗存反映了浮梁独具地域性的建筑景观和历史风貌，成为浮梁古村落最具价值的旅游资源。

　　（3）丰厚的民俗文化价值。浮梁古村落内，许多居民仍过着朴素的农家生活，自给自足，多以茶叶为经济来源，为民俗、茶文化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提供了可能。浮梁古村落文化底蕴丰厚，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颇多，包括优美的民间传说、保留完整的姓氏族谱、浓厚的景德镇地方语言、著名的瑶里山歌、采茶歌、婚嫁习俗和节庆风俗等。例如，严台村的村名就有一个传说。相传东汉名士庄光因远离政治，避光武帝名讳，改名为严子陵隐居于此，与山水为伴，过着耕读和富春桥垂钓的生活，古村因此得名严溪。严台村在古代是茶叶贸易的中心地段，在景德镇瓷器艺术土壤中产生的茶文化形成了本地特有的瓷茶文化。其中，“天祥”茶号工夫红茶曾在1915年美国旧金山召开的太平洋地方博览会上获“巴拿马金质奖章”和奖状，其制作技艺堪称一绝，这些具有历史人文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待深入挖掘。

　　（4）独特的茶文化价值。浮梁产茶历史悠久，可追溯到唐代，是中国名茶和贡茶的重要产地，至今仍是我国重要的产茶区。瑶里镇被誉为“瓷之源、茶之乡、林之海”，严台、桃墅和潘溪均也是茶文化资源十分丰富的古村落，生产茶叶的茶园占地面积很大，村民仍在进行茶叶种植和经营。浮梁茶文化影响下的种茶、采茶、品茶等作为特色旅游资源，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从2004至今，景德镇已在浮梁举办了九届“景德镇浮梁茶文化旅游节”，以茶文化为契机，带动浮梁古村落当地的瓷文化、茶文化、民俗旅游项目的发展。古村落如同一 个博物馆，包容性强，旅游价值极高。因此，浮梁古村落的开发势在必行，目前，瑶里古镇已形成特色旅游景区。但是，开发的前提是保护，有形的物质文化遗存与具有地域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存共同承载着古村落的历史记忆，我们只有在保护中适度开发，才能够保留这优越的自然风光和原真性的生活习俗为我旅游所用。